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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時期上海知識分子與咖啡那些事

    2020年12月26日 | 作者: 重慶百瑞斯特咖啡西點調酒學院 | 分類: 咖啡知識 |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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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申報》在角落里刊登一篇短文,署名“慎之”的作者在文中向讀者介紹位于虹口區北四川路一家名為上??Х鹊目Х鹊?。作者在店內遇到許多文藝界名人,當中包括魯迅、郁達夫、龔冰盧、孟超和葉靈鳳。他們在店內不是高談各自的主張,就是默默沉思哲學問題。慎之沉醉于這種氣氛里,并撰文向讀者介紹這個他心目中的“文化樂園”。文章見報五日后,郁達夫在雜志《語絲》上發表了〈革命廣告〉,在這篇短文中,作者否認他與上??Х扔腥魏侮P系,并抨擊當代知識分子對“革命”這個概念的盲目迷戀。
    繼郁達夫之后,魯迅也撰文對該篇報導加以鞭撻,后來該文的篇目修訂為〈革命的咖啡店〉,收入《魯迅全集》。在該篇雜文中,魯迅表示自己從沒有到過這類咖啡店,并在行文之間,充分流露出他非常不屑于這些場所抱持的那種自命不凡的態度。但是,沒多久魯迅卻成為了一所聞名遐邇的咖啡店–“公啡”–的???。早于1930年代初期,公啡已經是左翼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及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的第一次籌備會議,都是在公啡舉行的,而魯迅也多次主持了這些對形塑整個左翼文化運動的發展起著指導作用的會議。對當時的年輕知識分子與進步社會主義者來說,光顧這間咖啡店本身是一種帶有強烈認同意味的行為。今天,公啡已經成為了多倫路懷舊街(又名:文化名人街)的一個旅游點,它的旅游價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魯迅曾經到訪。
    魯迅不喜歡咖啡苦澀的味道而鐘情中國茶,因此到公啡時,他往往會自備茗茶;但是在短短的二、三年間,他對咖啡文化的態度卻由堅定的批判者一轉而為中堅分子。該咖啡店本身包含了當時文化環境里波希米亞布爾喬亞(bohemian-bourgeois)與革命這兩個看來互相矛盾的維度;從魯迅“品味轉變”這件小事件出發,這篇文章闡釋如何從上??Х鹊赀@個豐富的文化空間文本中,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初對西方與現代的想象,以及咖啡店在不同話語系統的互動中,引發一種以西方為模仿對象的新閑暇文化。是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闡明咖啡店如何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空間,它能與當時知識分子的各種力量互動,從而鞏固及加強一種集體身份認同。
    許多回憶錄提及公啡時,總愛將它視為1930年代左翼文化的圣地。雖然它的名字經常于這些文章中出現,但卻從來沒有成為研究的對象。在公啡被神圣化的背后,這個場域是空白的;咖啡店的意義,有待知名的顧客去界定。一直以來,咖啡店沒有被深入探討,而只被當成為歷史舞臺的布景;是次研究會從文化研究角度出發,探討這個在現代中國的知識史上豐富的指涉空間??臻g并非獨立于社會及歷史的,而是牽涉其中,與當中的話語、主體和客體不斷地互動著。在公啡中,空間和話語彼此緊密相連,而非單是背景與對象的關系。雖然咖啡店空間的實踐反映出當時的知識分子文化,但思想并不能把空白的空間填滿,卻是同時發生一種體現經驗 (embodied experiences),使得咖啡店與話語都是既不穩定,同時又是異質的。知識分子和咖啡店互相決定對方的文化的象征主義和現代性的體現,因此魯迅既是參與的主體,亦是咖啡店話語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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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下的篇章中,我會首先借現存的資料,重構當時的咖啡文化。本文主要從三個相關的論述系統去研究民國時期上海的咖啡文化,它們分別為:(1) 咖啡作為一個殖民的產品╱符號;(2) 咖啡店的革命氛圍與布爾喬亞的氛圍互相抗衡;(3) 咖啡店的性別結構。透過上述三方面的討論,相信本文能夠讓我們由宏觀的國際關系到知識分子的個人意識,逐層地去認識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而這個由社會話語、再現及主體組成的網絡,會讓我們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文化的密度有著更精細的認識。
    上海的咖啡店文化
    1920年代中末期,咖啡店成為一股文化熱潮。在1928年8月6日《申報》出現的新專欄“咖啡座”,更在象征意義上鞏固了這股潮流。當時的編輯明確地表示這個專欄就如現實中的咖啡座,人們可以在里頭自由地就任何議題交換意見?!纯Х茸抵痪S持了一段相當短的時間 (至1928年12月???,但它卻可說是后來《申報》〈自由談〉的前身?!纯Х茸挡]有如〈自由談〉般,吸引到大量重要作家撰文,因此在研究上一直未受到太大的關注。當時,上海一位不甚知名的作者張若谷是〈咖啡座〉的中流砥柱,其作品包括一些圍繞咖啡文化的雜文和短篇小說。除了為該專欄撰稿外,他的作品也散見其它刊物。事實上,〈咖啡座〉的編輯承認,專欄的出現是此于張若谷一篇投到《申報》的文章。張若谷或可稱為這股新文化潮流的代言人,但事實上當時其它知識分子也同樣迷上了這股新文化。
    前文提及的上??Х葹楫敃r一位著名的作者張資平所有,田漢在其經營的南國書店旁也開設了 Cafe la Midi,并在報紙刊登廣告集資。在其1921年的作品《咖啡店之一夜》(下文會有深入討論) 及1926年未完成的電影作品《到民間去》中,都有咖啡店的出現。當時的文化界名人如林征音等,都曾寫下不少以咖啡店為題的作品。此外,名畫家徐悲鴻、前衛導演史東山及蔡楚生也是咖啡店DD’s的???。
    根據一篇寫于1928年的文章,當時上海的咖啡店主要集中法租界及虹口(日租界) 這兩個地區。14那時候位于法租界的霞飛路出現了許多仿效巴黎的露天或室內茶座,例如巴爾干、君士坦丁堡、CPC、Dairy Cafe、DD’s Cafe、Domino Cafe、偉多利咖啡館、Kingsley、Little Coffee Shop、小男人、馬爾賽、Metropole、文藝復興、皇家咖啡館、Savannah、Sullivan’s、特卡琴卡及Victoria等。面積較小但舒適的咖啡店則遍布虹口區的北四川路,如之前所述,聞名暇邇的上??Х燃肮冉晕挥隰斞负驮S多年青知識分子居住的虹口區。
    這些著名的咖啡店多數位于法租界的商業區,包括霞飛路,靜安寺路及陜西北路。它們大多數都是法式咖啡店,包括馬爾賽及復興館;當中有些是由俄國人經營的,例如巴爾干和特卡琴卡。有說DD’s Cafe由法國人擁有,但亦有說經營者是白俄。翻閱現存的資料,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受法租界咖啡店吸引的客人,大都來自上流社會的人士;消費力較弱的左翼知識分子則會選擇光顧位于虹口區的咖啡店,其中一些包括上??Х鹊?,更是由知識分子自家經營。根據曾見證公啡文化的電影導演湯曉丹憶述,由于公啡比較低調,同時國民政府較少留意猶太人在日租界里開設的咖啡店,因此成為了左翼人士的聚會地點。
    雖然如此,上述兩個地區的咖啡店其實都有著許多共同的特點。今天的咖啡店以銷售咖啡為主,但當時位于這兩個地區的咖啡店都是附屬于餐館,或兼售形形色色的食物與飲料。一如許多當代作品中的描述,都市人往往會在咖啡店消磨一整個下午或晚上,品嘗即制的咖啡和西式糕餅;入夜后,許多人到咖啡店則是為了要喝酒。根據一些當代的描述,在入口鋪設著地毯的咖啡店內,西方音樂源源自留聲機流出,桌上擺放的,都是從外國進口的花瓶和煙灰缸;店內的顧客都互相分享他們游覽或旅居外國的經驗,當時的咖啡店,可說是舶來品和西方生活方式的陳列館。在咖啡店內蘊釀的現代性除了引入西方的咖啡之外,還有一系列的商品、裝璜與及各種各樣的活動??Х鹊甑某霈F,為國民提供了象征性門徑,讓他們能夠通過參與泡咖啡店這項嶄新的公共儀式來靠近西方及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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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與殖民主義
    咖啡店文化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并不單存在于客觀的描述。魯迅對咖啡店在態度上的轉變,正好展示了這個場域能夠包容各種意識形態和實踐,揭示了它作為文化場域的豐富性;這無疑和中國獨突的社會政治經驗,有著密不可割的關系。盡管從沒有親身到過上??Х?,魯迅對這間只在報上看過的咖啡店作出了這樣的描述:
    遙想洋樓高聳,前臨闊街,門口是晶光閃爍的玻璃招牌,樓上是“我們 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熱氣蒸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多多“齷齪的農工大眾”。他們喝著,想著,談著,指導著,獲得著,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
    十分明顯的是,魯迅批評新現代文化的矯飾,因為它利用革命作為鼓吹消閑和消費的借口。根據魯迅的記述,咖啡店呈現了殖民現代性最差勁的一面,中國城市人都跑到那兒擬仿新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新咖啡店文化之所以觸怒魯迅,是因為咖啡店所推崇的生活方式,是與它理應鼓吹的真正思想革命是互相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中“咖啡”前出現的“無產階級”一詞,這詞在慎之的原文中不曾出現;魯迅所以強調在這咖啡店飲用的咖啡都是無產階級的,是因為“農工大眾”都是知識分子飲用咖啡時討論╱迷戀的客體,他們并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而只是潛藏在遠遠的背景中的虛構客體。我們或許可以把魯迅對無產階級的強調,看成是一種嘲弄;咖啡店真正的無產階級是知識分子,而非那些被客體化和理想化,以及被剝奪了公民權的“農工大眾”主體,因此那些做作的討論,便會為遠處的農民和工人所嘲諷。為了突顯自己與咖啡店內的顧客的不同之處,魯迅試圖把自己置于一個真正關心農民和工人的位置。
    盡管在魯迅對當時咖啡話語的批評中,在意識形態上無產階級這個意念是重要的,但對于魯迅和他所批評的知識分子來說,這些農民和工人并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真正在種植場中出賣勞力去栽種咖啡、飽受剝削的勞工,而只是一群和飲用咖啡毫不相干的中國人。對于魯迅來說,“無產階級咖啡”是一種能夠喚醒飲用者對無產階級的關注的飲料;在這里農民和工人是一種文化╱心理的影響,而不是和作為商品的咖啡有著實際連系的一群。在魯迅的文章中,并沒有指向咖啡的物質性及其包含的勞動力,對那些飲用“無產階級”咖啡的人來說,恐怕亦是一樣。換句話說,在這些中國的咖啡店里,咖啡是去物質化的,只是一種影響和象征。
    咖啡與殖民地圖上咖啡店的關系,或者可從馬克思所提出的商品拜物理論 (commodity fetishism) 來理解。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外表只是一種表面性的掩蓋,它隱藏了其底下勞工被剝削的情況,故此商品的交換價值并沒有反映出在生產過程中耗費的勞動力。馬克思將勞動力與外表二分,將前者視為商品的真正價值;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換價值 (exchange value) 很大程度上是由資本主義偽造而成的,這種經濟制度有效地抹煞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對勞工的剝削。馬克思對商品所作的分析,對后世是影響深遠的,但他的觀點也受到后結構主義者的猛烈評擊,認為馬克思將生產凌駕于交換價值,忽略了文化意義及商品透過其外觀傳達的象征面向。
    咖啡與咖啡店的關系或者可從商品拜物理論中的勞工和交換關系來理解。在咖啡和咖啡店之間,如果咖啡是一種商品,其生產過程極大地剝削了勞動和自然生態,那么咖啡店則可視為構成和展示咖啡交換價值的地方??Х鹊昙毿牡亟嫵黾任州p松的文化環境,來隱藏商品制造過程中的嚴重勞動剝削。以馬克思和布什亞有關商品拜物的討論為出發點,如果我們希望對咖啡與現代性之關系作出完整的文化分析,那么我們對咖啡的勞動生產和咖啡店所展示的文化交換價值,都應要作出深入的了解??Х?,作為產品和作為商品,在不同的地區有非常不同的顯現,作為消費者,歐洲殖民者毫不注意咖啡的種植和處理,被殖民者卻清楚地看到它的農業和工業過程??Х鹊臍v史是以嚴峻的勞動條件,以及對于被殖民的非洲人、加勒比海人及其土地的剝削寫成的,而在過去的三個世紀,這些都與殖民者浪費的消費模式并置在一起??Х壬a的歷史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是糾纏在一起的。
    不過,即使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咖啡的價值是屬于文化象征抑或是農產品,很大程度上要視乎該國家的殖民經驗。由于中國獨特的半殖民結構,在中國的半殖民現代化中,咖啡對中國造成的影響主要是商品的而非農業的,咖啡是進口消費品而非出口物。雖然中國南部的氣候適宜咖啡種植,但從來沒有大量種植這種農產品??Х炔槐划敵墒怯米鞣N植、收割及加工的植物,而是作為消費商品介紹到中國來的??Х仍谥袊纳唐肺恢?,顯然沒有令到中國與其它殖民國家并置,但中國人飲用咖啡卻無疑是源于對后者的模仿。我們可以透過咖啡與茶業、煙草和鴉片這三種常見的進口商品的比較,分析中國獨特的殖民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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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葉在18世紀時經貿易由中國引進歐洲。一般來說,歐洲人飲用的茶葉都不是來自中國的,英國人的茶葉便全都是在其殖民地種植的。與英國人一樣,荷蘭人很快就明白到,若在殖民地種茶,茶葉的成本價格遠低于由非殖民地的中國入口,因此,荷蘭和英國公司便將種茶業大規模遷移到爪哇、印度和錫蘭。從茶葉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就勞工和原料方面,中國的重要性遠低于其它在殖民地版圖上的國家。吸引帝國主義勢力的,是其龐大的市場;而在市場上謀取暴利,正是大企業積極地把煙草推進中國的誘因。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大眾文化中,咖啡非重要的商品;相對于在內地及報章上鋪天蓋地的煙草廣告,有關咖啡的宣傳并不多見??Х戎皇艿揭恍〈橐暱Х茸鳛楝F代性標記的年青精英所歡迎——相對的罕有性正好使咖啡成為能夠掌握現代品味的有力象征;而只有特權階級如上流社會及知識分子,才會有這份品味。相對對咖啡的迷戀,中國人所以反對鴉片,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帝國主義入侵的象征;相對來說,咖啡并不會如鴉片那樣讓人深染毒癮,因此中國人并沒有大力抗拒。但除此之外,我相信咖啡所以沒有受民族主義者的攻擊,是因為這種商品與知識分子關系密切。在民國時期,咖啡與咖啡店都不屬于中國民眾,但它們與知識分子文化的聯系卻使兩者有著文化性的指向。因此,咖啡店會是一個從知識分子角度研究中國文化現代性的理想場域。
    咖啡文化的唯智主義
    對于現代中國來說,在很大程度上咖啡的意義是通過它與小眾的精英唯智主義的連系而產生的,特別是作為剛萌芽的中產階級╱革命情懷的展示客體,都是通過咖啡這個媒體而完成的。因為中國獨特的殖民經驗,咖啡既非產品也非商品,卻是一種特別的唯智主義,同時仿效和抗拒現代和西方的文化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年青的知識分子在咖啡店飲用咖啡的經驗并不是劃一的,咖啡既是從代表帝國主義力量的國家引進的商品,同時又是理想的西方文明社會的象征,知識分子必然對這種互相矛盾的象征意義有著微妙的感受。
    魯迅對咖啡店在態度上的轉變,反映了這個流動的場域,是可以兼容虛無的消費主義和革命情懷的。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有著相類似的掙扎,他們每每都處在欲求和批評西方帝國的夾縫。事實上,中國的咖啡文化毫無疑問地是根據浪漫化了的巴黎模式來塑造的。對歐洲人來說,咖啡和咖啡店指涉了嚴肅與文明??Х鹊曜鳛楣差I域,被認為是法國大革命最具影響力的場所之一,因為這場革命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是在咖啡店里策劃或發生的??Х鹊瓯徽J為是讓人們可以在輕松的氣氛里交換主張的地方,它具體地表征了西方文化引以自豪之特點:知識分子集體參與改進社會及人類文明。雖然在咖啡店里知識動力和言語交鋒是無可避免的,但它也見證了文明如何透過愉悅的形式被培養起來。
    香港學者呂大樂指出六十年代后期,在 Cafe do Brazil進駐奢華的購物區海運中心后,香港首次出現了知識分子的咖啡文化:
    [Cafe do Brazil] 的開幕,讓年青的知識分子在空間和心理上,得以將咖啡室和創意及另類文化連系起來。對于那些批判殖民國家,以及根殖于資本經濟的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年青知識分子來說,這亦是探索激進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的園地。
    盡管咖啡店的平等主義及造反的環境都是繼承自巴黎的模式,作為乘客登上遠洋客輪之處的海運碼頭,以及那美輪美奐的購物中心,曾經是香港人通向西方及現代的窗戶。在Cafe do Brazil里,年青的大學生和文化工作者混在游客與購物者當中,一起去消費和宣揚西方式的娛樂,與40年前咖啡文化在上海的霞飛路萌芽不無相同之處。離開了西方,因著咖啡入口的性質,消費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自然而然使其蘊含的平等主義變得復雜化。公啡盡管有著革命的氣氛,其西方意涵是不容否認的;這種與西方文明的隱性關系,是魯迅從1928至1930年對咖啡店看似矛盾的態度的重要標記:魯迅可能將咖啡店視為某種巴黎社會生活的象征,這種社會生活包含著革命的種子,另一方面也充斥著反動的消費者生活方式。借著譴責咖啡商品及咖啡店消費的一面,魯迅才可以自若地在投進空間內屬于革命的角落。
    魯迅到公啡去的時候,經常都自備中國茶。他所以會在咖啡店出現,也許是他對那些喝咖啡的同伴勉為其難的支持,他對喝茶的堅持,卻也暗示了茶和咖啡在意識形態上的二分:茶富有生產力,但咖啡則不然。其妻許廣平憶述,魯迅常常說:“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比绻韬涂Х仁墙厝欢值?,那么咖啡店和茶館的文化意義也當然有別?!安桊^”就是傳統中國吃茶店,同時具有飯店和劇場等不同類型的的功能:有些茶館只供應茶和簡單的開胃菜,有些備有精致的佳肴,更多則以場內的表演聞名。不過,這些茶館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它們結合了提供傳統娛樂及飲品的功能。按其大小、位置和等級,有些茶館可上演一整套京劇,有些則只可以作為唱曲和說書等簡單表演的場地。31傳統的吃茶店常常被現代精英分子描述為舊社會的陋習,年輕、嚴肅但輕松的咖啡店,與混亂、嘈吵和熱鬧的茶館剛好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史葛.哈連 (W. Scott Haine) 認為,在十九世紀,巴黎的咖啡店取代了街道的角色,把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政治與家庭、罷工計劃與性交易匯集在一起。鄰居、各行各業的人士、情侶,甚至一家大小,都能夠在他們狹小的公寓及充斥家具的房間以外,找到讓他們能夠盡情娛樂的地方。根據哈連的意見,十九世紀的巴黎咖啡店是在職人士建立階級意識,和非正式但重要的社區關系的地方。國內的茶館可能比上海的咖啡文化更接近哈連筆下那些十九世紀的巴黎咖啡店,因為它不單是社交和娛樂的場所,也是民間法庭和公共教室。正如李孝悌所論證的,茶館在晚清草根階層的啟蒙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許多公開講座、讀報及政治討論都在茶館舉行,這些都直接幫助了中國人民對文明社會的參與。如果說巴黎咖啡店再現了歐洲現代文明社會的縮影,那么中國大城市的傳統茶館都有著類似的重要性,除了社會化以外,茶館更提供了多樣化的娛樂。換句話說,傳統的茶館似乎都能夠集娛樂與教育于一身,在孕育社會陋病的同時,也產生進步的思想。
    事實上,上海的茶館亦曾于二、三十年代嘗試改革,以適應新興的都市消閑文化;當時,有些廣東茶室開始于茶樓里引入現代歌舞表演。青蓮閣是最有名的現代茶館之一,里頭不但有茶樓,還有彈子房、西洋景和哈哈鏡,著實是一個娛樂中心,而妓女更可以在館內與客人調情。一些新的茶館特別受剛萌芽的咖啡文化影響,例如新雅茶館就把自己包裝成西化的茶室,經營一種既清新且輕松的氣氛。另一方面,上海的咖啡店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抄襲巴黎咖啡店的模式,它是一所集咖啡店、餐館、小酒館及雪糕店于一身的場所,在上海的咖啡店除了可找到形形式式的佳肴美酒外,還有各式各樣的不含酒精的飲料和冰淇淋?,F代化的茶館和咖啡店并非正統文化的承繼者,它們奮力要追趕城市人急促轉變的品味,是在民國時期上海出現的嶄新社會空間。
    不過,新的茶館文化始終是傳統的延續,它將現代娛樂和流行文化置入同一地方內,因此總是多元的??Х鹊暌恢睕]有提供中國茶客習以為常的現場表演;與此同時,中國茶也無法供應咖啡所包含的外國性,以及其蘊含的文化進步性。據載,新雅會特別照顧外國客人,不但為他們推薦餐館里最好的中國菜,并會送上筷子作為禮物。故此,不論新雅如何嘗試進行改革,它的特色仍然是清晰的中國性。當時的黑幫常以茶館作談判場所,很多時都會以激烈的打斗作結。二十世紀上海的咖啡店所以有別于新式的茶館,是因為它們蓄意套上西方的光環,它與電影院、汽車、舞廳等其它象征和舊中國是完全分割的。茶館的改革無疑是文化潮流,但它并未能產生出上海的咖啡店所孕育出的唯智主義。
    咖啡店空間的性意涵
    在上文中,我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解讀了民國時期上海的咖啡和咖啡店,闡述了中國的咖啡店在消費咖啡的過程中,所出現的不同種類的能指及所指,同時亦解釋了國家的殖民經驗,如何使到咖啡店成為包容知識分子夾在欲求與仇恨西方的困境的場域。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梳理出咖啡的社會歷史,而是要探討中國當時知識分子的文化,因此下文會集中討論知識分子如何經驗,以及如何為空間和活動賦予意義。我不會以簡化的方式去理解主體的形成,將主體看成是被動地和人為地受意識形態所建構。為了要以將上海的咖啡店看成是一個活躍的話語場域,我們需要深入地觀察顧客的主體性,以探索空間實踐的復雜性,以及社會的豐富性。我所以選擇以性別結構為焦點,是因為它是男性知識分子一個劃一的集體身份。由于大部份咖啡店的顧客本身都是作家,我選擇透過深入研究一些有關咖啡店的作品,以分析他們如何為咖啡店賦予意義的同時,咖啡店又如何指示 (signify) 他們。
    魯迅寫作〈革命咖啡店〉的時候,并不知道自己后來會成為公啡的???。他在文中列出三個他從不光顧這類咖啡店的理由:他不喜歡喝咖啡,寧可選擇傳統的中國茶;他的時間全都用來研究傳統小說,因此沒有閑暇;此外,他不如年輕革命家那樣,擁有華美的外表。在魯迅的批評中,有兩點是十分有趣的:首先,魯迅以嘲笑的口吻,形容自己所以沒有成為咖啡店的???,是因為他沒有需要具備的素質:西方品味、閑暇及現代化的外型。換句話說,魯迅認為咖啡店的空間是由明顯的“排拒性”所組成的。如果咖啡店被歌頌為實踐新興的現代文化的場地,過時的或沒有文化的就應該讓路給新一代。慎之將咖啡店形容為波希米亞的天堂,因為它是一個充滿差異的場域??墒?,魯迅敏銳地指出這空間的一致性:咖啡店不能忍受過氣的事物 (茶),沒有閑情逸致 (低下階層),或者未能換上新裝的人 (不活躍的消費者)。這種排拒的結構是現代消閑場所的特征,場內所生產的愉悅是以秩序和消費為基礎的;因此,這種結構并非上海的咖啡店所獨有??Х鹊瓯恍麄鳛檫M步的及有文化的,然而它的空間秩序,卻是摧毀差異后的產物。
    但是,即使以魯迅敏感的文化觀察力,他亦未能察覺一個非常重要的排拒結構:性別。在這篇雜文中,他提到:“至于咖啡店,先前只聽說不過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飽眼?!涣T了”。魯迅顯然沒有忽略了空間內的性內涵,但這只成為了另外一個他厭惡咖啡店的理由。因為對階級的敏感,他把自己置于階級的結構外,然而他并沒有把自身放于性別結構之內。我認為正因為魯迅對自身性別位置的不自覺,促使了他在兩年后于咖啡店出沒。
    李歐梵指出,咖啡店為現代男性知識分子提供了三種樂趣:咖啡本身,咖啡店作為與朋友詳談的地方,以及動人的女侍。讓人上癮的咖啡無疑會誘惑客人再次光顧,作為一個聚會的地方,咖啡店亦吸引了年輕人和讀書人,因為它向這些人提供了強烈的社群意識。男顧客在同性社群關系 (homosocial bonding) 和異性沖動 (hetersexual impulse) 相互制約的基礎上,在建立同性情誼的同時,也和女侍打情罵俏。雖然咖啡店亦歡迎女性出現,但兩性的等級制度還是相當僵化的,特別是在男顧客與女侍的關系上。在1928年,一篇在《語絲》刊登的隨筆便批評一間由數名“革命知識分子”開設的“無產階級”咖啡店,特意以美麗的女侍作號召,并以她們為賣點。
    可以肯定的是,在民國時期的咖啡店出現的女性除了女侍外,還有其它女性;不過,當中似乎有一個顯然的傾向,就是把咖啡再現為一個男性的空間。個別作者如林征音,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咖啡店;不過,她卻有著與她的男伴十分近似的視覺,最喜歡認識寂寞的女侍,以及觀賞商戶為了推廣商品而聘請的俄國舞蹈員所作的艷情表演。在〈咖啡〉一文中,男性作家馬國亮懷疑他在咖啡店遇見的兩個女侍是大學生,同時也是咖啡店的經營者;但他仍然寫道:“誰都知道咖啡店的內容是專雇用一班年輕的女招待,使一般無聊人能夠得到一點片面的性的刺激的?!彪m然,那兩個拒絕調情的女侍是例外。
    咖啡店女侍經常都在文學著作及通俗作品中出現,在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里,劇中的女主角是心碎的女侍白秋英,咖啡店的??蛣t以男性為主。在父親去世后,白秋英跑到上海尋找青梅竹馬的戀人,為維持生計而當起女侍來。雖然到了最后,她久候的情人終于現身咖啡店,但卻同時帶來了他的新女伴。正如許多1920年代浪漫作家筆下的男角一樣,劇中所有男角不是受到情緒困擾,就是精神衰弱;他們的控訴總是蒼白無力的,但卻沒有作者嘗試解釋為甚么這些人物會陷入如此絕望的境地。有趣的是,在田漢的劇作里,這些男角看來非常抽象的絕望都是借著女侍的實際苦難而得以實體化,而他們亦因自身對女侍的感情依附而彼此連結在一起。故此,即使表面上劇本是圍繞著女侍而發展,真正的主角是男性集體;女侍所以會在咖啡店出現,不過是因為她是團結脆弱男子的力量。換句話說,田漢透過女侍的苦難,將咖啡店與到訪者連系起來。
    另一篇同樣以咖啡店為題材,但內容迥然不同的作品,是張若谷的短篇小說〈俄國復興館〉;小說的內容以店里四名顧客的談話為骨干。在張若谷筆下,打扮摩登的鐘小姐在三名“不良青年”簇擁下,吹噓著她在巴黎的經驗,特別是她與咖啡文化的連系。十分明顯的是,在座的男士都沒有到過法國,他們欲求的,正是鐘小姐和她所象征的巴黎生活。后來,他們看到一對男女詩人悄悄地走上咖啡店二樓幽密的“隔離房間”(原文為法文Chambre S par),間接地暗示了他們將在那兒發生性行為。然而房間早已被人占用,詩人只好尷尬地離開。故事以四人興高采烈、洋洋得意地離開咖啡店作結,彷佛咖啡店里的對話已經實現了他們的性欲望。盡管張若谷筆下的咖啡店的意識形態涵意充滿著中產階級的瑣碎與矯飾,似乎與田漢的左翼咖啡店是對立的,但是兩篇小說皆同樣以女性作為故事中心,由她們講述及經驗周遭男性的集體焦慮與欲望??Х鹊晔且粋€圍繞著女性而組織起來的男性空間,女性的他者性使男顧客的集體認同得以實現。透過強調女性的象征角色,讓我們看到這兩篇作品間接地揭示了咖啡店唯智主義所缺乏的,正是對性別意識結構敏銳的醒覺,因為它沒有察覺同性社群關系與對異性的欲望之間的密切關系——在咖啡文化中展現那種男性穩固的共同關系,正是通過他們對女性的崇拜和貶抑而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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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它許多文學作品里,都可找到咖啡店與女性的聯系。張若谷在另一篇短文〈現代藝術的都會性〉中清楚地指出:“你若是坐在咖啡館里,定可遇著那十七八歲的處女,在紅燈綠酒之下,細細的對你追述她已往的Romance……”寂寞的女性總是待在咖啡店里,等著男讀者╱客人的慰借。當中,溫梓川的詩作〈咖啡店的侍女〉,可說是直接了當的紀錄了當代男性對咖啡店女侍想象:
    你水盈盈醉人的眼波頻送著你青春的煩愁,
    你謹慎捧著那玉壺瓊漿用著你圓滑的纖手;
    呀,僅僅一杯淡淡的紅色咖啡,
    我已嘗得是淚海酸波釀成的苦酒﹗
    咖啡中無端攝入你的倩影,
    我也無端地把牠灌入了我的回腸,
    啊﹗醉人的苦酒,悶人的苦酒呀﹗
    我消沉已久的心情竟給你涌起了小小的波浪51
    這首詩作要表達的,是咖啡如何通過女侍轉化為酒。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當時不少男士到上海的咖啡店都志不在咖啡,他們要喝的是酒;故此,醒酒的咖啡和醉人的酒這兩種意識形態理應相反的飲料,卻在同一地方彼此界定,體現了當時互相矛盾的浪漫主義的以及革命的情感。此外,女侍使這種意識形態╱物質的合并得以實現;在溫梓川詩作里,詩人空洞的愁思,是被他理想中的女侍的眼波、纖手及倩影遞上的咖啡抹走的。值得留意的是詩作中非常明確的性別對立:詩中男性的“我”狂熱地透過觀看及感受女性的“你”,企圖重拾失去了的感覺。因此,宣揚覺醒的現代文明的不是咖啡,而是充斥著意識形態的咖啡店透過男性社交所達成的;當中醞釀著欲望的能量,也容許了窺視。個別女性作家也察覺到當中的性意涵,廬隱便在〈咖啡店〉這篇短文中,毫不客氣地批評在東京咖啡店里的賣淫活動。我認為廬隱的批評除針對日本的情況外,也包括當時的中國。她指出:“呵!原來東方的女兒都有招徠主顧的神通!”。作者凝視外國文化,但同時也對中國相似的情況作出思考與批評。
    雖然餐廳及咖啡店里也有男侍,但在其它許多作品中,特別是在“咖啡座”這個專欄中出現的文章里,咖啡店里的女侍總是作者筆下的性征。魯迅對咖啡店排拒系統的描述無疑是敏銳的,但他的批評卻主要建基于他對消閑和愉悅的否定,他因為“要抄『小說舊聞』之類,無暇享受這樣樂園的清?!?。我們知道革命理想是十分清教的,一切享樂都會被視為反革命。資本主義所哺育的現代新文化鼓勵消費活動,故此,有關消閑和愉悅的概念應與金錢掛帥的資本主義秩序同被批評。
    在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咖啡店的第一批???,是媚惑外國水手的妓女??Х瘸鮽魅胫袊鴷r,正值西方帝國主義將要迫近的關口。正如陳丹燕所指出,中國的咖啡店,最初是特別為十九世紀中期那些剛離開貨船,滿懷鄉愁的水手而設的;當時的咖啡店大都是由外國人經營。薛理勇指出,中國最早記載咖啡的歷史文獻可追溯至1887年的《申江百詠》,其中一段竹枝詞描寫了西方餐館在客人用過主菜之后,向他們奉上咖啡。到了1909年,咖啡店開始被視為聚會的地點,在上海的旅游指南中出現;而第一班咖啡店的???,據說是妓女與買辦,他們吸引了嘗試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國人。60咖啡的女侍取代了妓女,成為了二十世紀咖啡店的性征;她們在象征異性情欲的同時,起著堅實同性社群互動的作用。在咖啡店內,就如在其它地方和再現里,中國的知識分子現代性建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性別化了的。
    就如我所指出,咖啡店隱含的女性特征界定了它顯見的男性特征。田漢話劇中的咖啡店中,男顧客具為女侍白秋英所吸引,觀眾要通過白秋英的苦難才可以理解他們的生命挫折。因此女侍是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c) 的,她同時是知識分子的本我 (id) 與超我 (superego)。白秋英向她后來的結拜兄弟林澤奇承認:“假令我看見我的兄弟和哪個咖啡店里那樣地喝酒,那咖啡店的侍女坐在旁邊含著笑靨一杯一杯地替他勸酒,我不知道會怎樣的恨她。于今我在你的姐妹的眼中,就是這個可恨的咖啡侍女了!”換言之,她既是批評者又是被批評的,男性知識分子便在當中,被動卻同時又舒服地上演自己的無能。因此,咖啡店既是性欲的活躍場地,也是形而上的,女侍在那兒誘惑男性在咖啡和酒上消費,同時又扮演“他者”(other) 的角色,以實現他們的自我批評和自戀。魯迅無視咖啡店的異性情欲,又身體力行的參與當中的同性社交,遂將他的咖啡店凈化為實行革命的正當場地。換句話說,咖啡店的男性特征,容許了這個地方同時擁抱消費主義和革命這兩個看來相反的話語——它們正是構成中國的知識分子現代性的兩個主要成份。
    事實上,1990年代的咖啡店仍然被力必多 (libido) 所包圍,有研究指出,在時下的年青人眼中,咖啡不只是飲品,他們將之概念化成為一個文化符號。在咖啡店里,他們能夠公開展示身為現代公民初養成的品味與文化。當然,他們也在這個符號上投放了性的能量,就如王唯銘這樣形容1990年代上??Х鹊甑某?停骸八麄儧Q不是為了自己的驕傲的口感而來,他們心不在焉在喝咖啡的同時,那全部的精神都集中于所捕獵、所發泄的對象上?!碑敶虾?Х鹊陮嶋H上仍然是一個“看”與“被看”的地方:許多中國當代作家都被這些露天咖啡座的浪漫情景所吸引,那里的愛侶總像有意地給途人表演。流行小說和文章充斥著中國女性在咖啡店里——特別是與外國人一起的時候——賣弄風情的描寫??Х鹊暝僖淮伪徽J為是一個公眾劇場,讓中國青年展示他們的現代生活方式,更是特別讓中國女性的性生活得以展示的場所,但我們不能否認,在九十年代及二、三十年代兩個時期的中國咖啡店之中,在前者出現的女性能動性 (female agency) 是遠超于后者的。很多新生代女性作家,都特別喜歡將酒吧和咖啡店用作展現新中國女性主體性及情欲的空間。在這種意義下,即使相隔七、八十年,二、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咖啡店之間仍有著令人驚異的延續性,它們同是力必多活躍的場域,只是性驅力 (sexual drive) 已由全然受男性主導,變成慢慢在兩性之間擴散。
    但是,在女性開始在咖啡店出沒的同時,時下的咖啡文化似乎少了革新的社會及文化背景。不難發現,在二、三十年代大部份上海的咖啡店都有相對特殊的個性,它們與店主的國籍、店鋪的位置及顧客有很大相關連。有趣的是,在二十一世紀之交,咖啡店亦是上海初晉身為國際性城市身份的主要象征;不過這次出現的并不是二、三十年代各有特色的小咖啡店或餐館,而是慢慢地征服整個都市空間,統一的星巴克 (Starbucks) 標記。在這種星巴克的新文化里,我們未能看到太多的唯智主義,不過它卻是新一代優皮 (yuppies) 的展覽地。有別于七、八十年前的情況,許多當代知識分子都批判這種和消費主義及全球化相連結的咖啡文化。今天全球化的星巴克輕易便把那些抗拒同構型和霸權的年輕知識分子分隔在外;與之相反的是,由于二、三十年代的小咖啡店讓顧客感到自己能夠作出選擇,固執的左翼人士如魯迅仍可以透過選擇低調的公啡去對抗法租界的高級餐廳,盡情地參與咖啡文化。有趣的是,在今天的星巴克我們找不到二、三十年代那種較為分散和多樣化,交織著進步的革命精神的咖啡文化,但在性別的層面上,民國時期的咖啡文化卻遠較現時的咖啡文化更具等級性。
    在這種意義下,二十世紀初的咖啡店可能比同是民國上海流行的消遣場所的舞廳更富象征性。當時舞廳都因利乘便地兼作淫窟,許多舞女同時也是妓女。舞廳是頹廢和放縱的溫床,為進步知識分子所嫌惡;而帶著西方現代文明文化史的咖啡店,卻是知識啟蒙和社會進步的地方??Х鹊瓴煌谖鑿d,但又類近舞廳:它既譴責愉悅,同時又歌頌愉悅??Х鹊晷麚P的是一種唯智主義,愉悅是被允許的,因為愉悅受到代表了現代西方文化精髓形式的秩序和禮節所規限。因此,不同政治取向的中國知識分子皆感到,泡在咖啡店比身處舞廳更為自在。
    現代性的匱乏
    在文章的開首,我曾提及我感興趣的,是在中國咖啡店里咖啡的“交換價值”:咖啡店如何作為一個場域,公開展示飲用咖啡就是摩登生活的象征,同時也嘗試揭示中國的知識分子如何模仿殖民主的同時,又對他們作出反抗。一如我所提出的,在二十世紀初,界定中國咖啡店的主要成份都是那些與現代化和西化相關的,當中包含了兩種不同形式的參與:年輕中產階級對模仿的歐洲文化的傾倒,及左翼知識分子嚴肅的革命實踐。盡管他們看來政見不同,浪漫的現代主義者與左翼革命分子皆借著女性這個他者聯系在一起,令兩者的關系既沖突又和諧。
    米歇爾.德.塞爾托 (Michel de Certeau) 在討論空間和指涉實踐的關系時,點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可信的” (the believable) ,它是一個永遠無法實踐的承諾:
    “可信的”話語通過永不實踐它的承諾來奪取了它原本的信仰中心。它不是被動的表達,反而是主動的創造了一種空白。它創造了空間,循此途徑開出了空地,它“容許”某些活動在系統內個別限定的地區出現。
    塞爾托并沒有譴責“可信的”中那虛假的性質,他反而發現它是解放的,因為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這樣的空白往往轉化為迷信或過剩的情感,對極權主義話語的秩序和功能主義作出挑戰。塞爾托以“家”為例,說明“家”一方面承諾理想化的關系和情感,但人們卻又從不能在“家”找到這樣的歸宿。但正是對這個幻想的持久追求,“家”遂變成是“可居住的”(habitable),個人的經驗與情感通過自身的不斷失落而開發,才不會屈服于極權主義的話語之下,它仍然可以“為一種記憶或一個故事所開啟,被某些東西或某人而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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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將塞爾托的說法套入是次研究,在左翼知識分子追求革命,而現代主義者渴求自由的情況下,我們或可將“現代性”解讀為構成中國咖啡店話語的最重要的“可信的”承諾,但它也揭示了它的匱乏:雖然現代性是咖啡店對顧客的承諾,但這個承諾將永遠都無法實踐,而女侍則象征了徒勞的追尋。這種持繼的尋覓 (現代性和女性) 界定了咖啡店是“可居住”的,這亦解釋了為甚么都市的男性總愛泡咖啡店。正如張若谷的〈俄國復興館〉里所顯示的,當四個主角得意洋洋地離開咖啡店,彷佛剛享受過美妙的高潮的時候,那兩個真正希望歡好的詩人,卻被拒絕進入“隔離房間”??Х鹊昙葢视志芙^性的滿足,它以同一種方式應允和拒絕他們對現代性的夢想。在咖啡店中尋求革命、差別、甚至性滿足可能都只是妄想,盡管如此,這些都是個人的經驗和情感;根據塞爾托的說法,它們避免了對現代性劃一的理解。
    知識分子在咖啡店中過剩的“力必多”表現了民國時期的現代性并不只有革命及消費等大話語,也有難以表述的種種親身實踐?,F代性不僅是一組由西方引入的意念和意識形態,它亦是一組不同個體之間具體但可能互相矛盾的集體經驗。二十世紀初建立的咖啡新文化讓我們理解到中國的現代性中,除了包含了軍事入侵或哲學反省外,也有新的文化概念及愉悅,以及不同程度的欲望、壓抑、以及虛張;這正好反映出現代性作為一個多重的具體經驗??Х鹊暝谔峁┘安荒芴峁└锩c歡娛中實踐了現代性的空間,知識分子對現代性這個夢想的不懈追求,使咖啡店成了他們的家;而追尋和夢想始終都是個人和主觀的。
    但是,塞爾托傾向把“可信的”浪漫化,把夢想變成顛覆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觀可能,但這個想法很可能忽略了構成夢想本身的權力結構。塞爾托發現過剩的情感會對后設論述作出反抗,但他沒有提出這些“剩余物”(residues)也可能源自其它霸權架構。如果咖啡店那些活躍但被壓抑的“力必多”揭示了現代話語的偽裝性,“力必多”本身也是權力的結果。在前文提及的文學作品中,女性是咖啡店里最明顯的客體,她承載著男性聚集在咖啡店里的所有因由。但她的意義卻是不穩定的,這點可在田漢的〈咖啡店的一夜〉清楚看到:孤苦的女侍只身跑到上海去尋找一個新的家庭,希望她的初戀情人會跟她結婚,給她一個新的家。透過否定女侍的愛,故事意圖對女性的順從和浪漫作出批評。不過,話劇以白秋英宣布她與年輕知識分子林澤奇結拜為兄妹作結——這是以另一種手法去實現浪漫和家庭,盡管是高度壓抑的??Х鹊晁N釀的性欲是不會被允許得到滿足的,而咖啡店依然是中國半殖民的現代性證明和失敗的場域。開放的結局差不多是無可避免的,因為田漢根本難以對現代性作出強烈質疑,而空洞的角色也不能帶出一個明朗的將來。女性懸而未決的位置揭示了在充斥著焦慮的咖啡店不曾完成的現代化。換句話說,性并不是解放,卻是現代性的征候。
    如果我們進一步質疑塞爾托“可居住的”的意念,就會發現在個人的實踐及對現代性的渴求中,并不能抹煞中國現代性中殖民歷史的軌跡。個人的追求和情感持續與他人的互相影響,使它們成為公眾的經驗,同時它們亦受到當下社會環境的影響。正如我在前文指出,對于很多非洲人和加勒比海人來說,咖啡在物質上示意了殖民主義剝削,因為對他們來說,咖啡并不只是一棵需要花費許多勞力去培植的植物,更是直接代表了他們家庭和國家的經濟情況。雖然對中國的城市人來說,咖啡不曾成為一種個人與國家殖民經濟的直接實踐,但對于中國人來說,咖啡卻有另一種意義:通過愉悅與文化,殖民客體既模仿復對抗殖民宗主。雖然我們可以確定中國的現代化主要是由帝國資本主義所強加的,但正因為文化常常都是由意識形態打造而來,卻又能夠擺脫意識形態,因此對現代性的研究必須包括最分散及最松散的文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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